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发展普惠金融”，今年两会期间，围绕如何践行普惠金融、实现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一些代表、委员及业内人士分别从不同角度就此发表了看法。

“所谓普惠金融，就是能够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主要任务是让列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农户、贫困人群及小微企业，能及时有效地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在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董事长李国华看来，普惠金融具有四层含义，即服务对象的包容性、服务产品的全面性、服务方式的便捷性以及日益被重视的“经营模式的商业化和可持续性，而并非政策性或扶贫性”。

在经历了几次理念转变之后，“关注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成为业内人士的一致声音。永隆银行董事长马蔚华表示：“普惠金融并不排斥商业化运营。以向弱势产业、地区和群体提供金融服务为宗旨，同时追求金融机构等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目标要求。”

事实上，在普惠金融模式下实现商业可持续依然是世界性难题。我国不少金融机构在这一领域进行了长期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定进展和有益经验，都仍然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方面，农民、个体经营者和小微企业主等普惠金融服务主体往往缺少规范的财务报表、足够的交易信息，交易对手或上下游情况也大多不固定，太多的不确定性使得银行和客户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难以采用传统的信贷技术，制约了信贷投放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小微企业主以往获得的信贷支持较少，且很多农户可能从未办理过贷款业务，缺少足够的信用基础数据积累，加大了银行贷款的不确定性及风险系数。

与此同时，因普通农户、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较小，大多集中于几万元、几十万元的数额，而发放这样一笔贷款，其贷款调查环节相比大额贷款并不简单甚至更繁琐，由此带来银行服务成本高企，挑战银行盈利能力。另外，因普通农户和小微企业客户群体一般都缺少足够的抵质押物，也没有资产积累，再加上农业自身存在的天然弱质性，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和其他风险，银行将缺少足够的补偿风险的手段和能力，这对银行的风控水平发起了挑战。

在普惠金融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的现实情况下，如何调动金融机构积极性，促进普惠金融服务供给增加成为业内关注的重点。对此，马蔚华认为，应给予普惠金融合理、适度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亟须建立一整套普惠金融服务的长效机制，通过强化政策扶持来调动金融资源支持普惠金融方面的杠杆作用和正向激励，让愿意干、有能力的金融机构有动力、能安心地去从事普惠金融服务。”

他建议，首先，应对银行发放涉及普惠金融的贷款在信贷总量调控、风险权重、不良贷款容忍度和坏账核销等方面实施更加差异化的支持政策，更加充分有效地发挥银行信贷的主体作用；其次，鼓励和引导小贷公司、村镇银行等机构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允许运营状况良好、风险管理能力较强的机构在资本市场发行金融债或专项融资工具，以帮助其建立可持续的融资机制；同时，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增强创业板、新三板和区域股权市场对小微企业的培育和扶植力度；另外，要规范民间金融，引导其在普惠金融中发挥作用。

除此之外，因普惠金融的基础是“普惠信用”，业内专家认为，我国应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完善个人与企业信用基础信息数据库，以最大程度地减少金融机构和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奠定发展普惠金融的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同时指出“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更好地浇灌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之树。”对此，业内专家认为，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延伸了普惠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更有业内人士称之为“最具普惠性、覆盖面和渗透率的金融创新”。

“互联网金融并不是简单地把金融产品平移到互联网平台，其最大意义在于利用互联网技术手段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升服务效率，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增强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边远地区、小微企业、社会低收入人群能够享受到价格合理、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让人人都享有平等的金融权利。”邮储银行副行长徐学明对此表示，传统银行业应用积极的、正面的心态和眼光看待互联网金融，认真总结并学习互联网金融所创造的普惠金融经验。

对此，马蔚华也表示，一方面，应鼓励互联网企业和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技术创新金融服务方式，满足社会各阶层消费者特别是弱势群体各种不同的金融需求，为规范的创新和发展提供空间；另一方面，也要完善相关的金融监管。